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阮次山谈薄熙来:很信任我 曾欲设名目给我补贴
发表日期:2014/3/23 9:24:00 出处:人物 作者:国华辑录 发布人:bls555888 已被访问 189

阮次山谈薄熙来:很信任我

 曾欲设名目给我补贴

 

  阮次山

  第三种“忠诚”

  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是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,那是他的“忠诚”曾受到的最大认可。

  文|刘君萍 编辑|张伟 张悦 摄影|周裕隆 化妆造型|明峰 场地|蓝色山居

  Who is it 美籍华人,香港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。

  阮次山先生反感《环球时报》扮演的“忠诚”角色,尽管他被许多人称作“体制外胡锡进”。他觉得后者“档次不够”,给党添乱。他也不认可1980年代风靡的报告文学《第二种忠诚》的看法。这本书提出两种“忠诚”,一种是党让干什么就干什么,另一种则是独立地、有主见地看国家和政治人物,作者赞扬后者。

  阮次山创造性地探索了只属于他一个人的“第三种忠诚”,即在两者中找到中间道路。这名生于台湾的美籍华人、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努力展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建议者形象。他强调自己效忠国家而不是党和政府,但最看重的“效忠”方式是对党和政府高层施加影响,主动替他们分忧,并在察觉受最高层冷落时倍感沮丧。

  68岁的阮次山曾面见江泽民、胡锦涛。他自称“很多人,包括现在很多常委透过朋友讲,‘我经常看他的节目’”。

  阮次山写专栏时,心里有一个清晰具体的潜在读者。他曾因江泽民希望他不要停掉专栏而坚持又写了几年,“怕他需要我这个”。后来,他主持电视节目,心里同样有一群潜在观众。

  采访中,他137次提到“国家”这个词。2009年,他将自己节目的制作总部从香港搬到北京,买车买房。他乐意被邓朴方称为“无可救药的爱国主义者”。他说:“这个中国我是爱定了—此爱生生世世!”

  他因此饱受争议,有人在网上讽刺他名字像越南人,长得像日本人,口音像台湾人,护照是美国人,其实是党的人。

  2月9日起,他不再担任凤凰卫视访谈节目《风云对话》主持人。他说,这是“国家的损失”。

  “他有需要”

  某种程度上,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成为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。那既是他的“忠诚”曾受到的最大认可,也奠定了他此后的工作信念。

  见面在当时的《人民日报》社社长高迪引荐下进行。阮次山向《人物》记者强调,那是一次“私人聊天”。

  那是阮次山至今唯一一次踏入中南海。“警卫一开门,他已经站在门口了。”阮次山回忆与江的第一次见面,两人距离不到1米。

  当时是春天,怀仁堂会客室挂的画作是《春回大地》。阮次山与江,以及同行的邓朴方、高迪聊了4个半小时,在他描述里,江给他“交了底”,“无所不谈”。“对我深入内情底线,我知道我们的底线在哪儿,态度是什么,不会误判”。

  在阮次山的形容中,此后他和江建立了某种心照不宣的联系。在中间传话的人是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。1997年,江泽民首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,“他访美之前,通过朋友来跟我说,对他第一次到美国有什么建议,我就给他很多建议,很多被采纳。”

  他的建议包括“穿西装袜子不能露出脚肉来,选长筒的”,“眼镜太大了,能不能换小一点”。

  当时,江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为交易所开盘敲钟时,他举起大拇指以示庆贺。阮次山说,这也是他的建议,“因为他手很胖,我说你就举拇指。他回来后透过朋友跟我讲,告诉阮先生这玩意儿灵啊。”

  阮次山称,江看重他在专栏中对时局的分析,“每次碰到国际大事,下面呈资料给他,他一看没有我的东西,就会交代一句,你们去看看阮次山怎么说”。1999年,在美国工作的阮次山考虑到香港凤凰卫视就职,他征询汪道涵的意见。“他说,我来问江主席一下,你如果去了港台以后,他会不会还是有这种需要。过两天,他答复我,说江主席讲没有问题,你去哪里都可以,可是你写的专栏不要断。”

  为此,2000年进入凤凰卫视做新闻的头几年,阮次山没有停止专栏,“我怕他需要我这个”。过了两三年,他又问汪,“他还有没有这个需要?”汪回复,太忙了可以不写,“你的节目他现在都可以看得到。如果他需要什么观点的话,临时再告诉你。”

  “那是一种鞭策,”阮次山说,“这个就是让我深深感觉到,我必须要继续扮演我这个角色的原因。”他停顿了一下,强调,“他有需要。”

  胡锦涛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,阮次山失去了过去那种可靠具体的上层联系。但他并未放弃努力。

  2006年胡锦涛首次访美,他提前一个月到美国做准备。“我为了他访问美国,先他一个月到,做了十几期节目,美国的政要、人民,民主党、共和党,对中国友好的、不友好的,在他访美以前我访。”

  在他表述里,每件事都是为“他”做的。胡锦涛在西雅图接见美国代表团时与阮次山握手,聊了四五分钟。“他表示感谢,说节目我都看了,很有用。”阮次山记得,“我在美国为他做了一个多月,累得出疱疹,他说这个东西中医有办法,我给你介绍一个中医。”

  他还曾与朱镕基见面。“有一年在亚洲博鳌论坛,朱镕基在宴会大厅,老远老远他看到我,他过来,哎呀阮先生我天天看你的节目—有我太太为证,他把她叫来,问,你说是不是我中午都听?”

  阮次山解释,他选择高层路线,委婉批评而不直接指责,因为这对中国最有效。他这样谈论中国官员:“中国共产党训练出来的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傻瓜,看你如何去驾驭他,让他的思维超脱于他的乌纱帽。”

  有一次,他在美国参加华人聚会,当时,美国正讨论对华最惠国待遇,一名来自大陆的学者希望美国通过此事对中国施压改善人权,“我就站起来讲,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君从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,你是从大陆出来的,你了解共产党比我们多多了,可是从我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,你回答我一个问题,目前这些老党员,有谁是受到外国的压力而改变他自己的?中国的老党员是宁可去吃亏,绝不受外国的压力。”

  “阮次山之音”

  过去13年,阮次山在《风云对话》中访问了克林顿、普京、卡扎菲等400多名政要、大使。告别这档节目后,阮次山说:“唯一的缺憾是,没有机会替国家从旁做这些事情,从旁做他们做不到的外交助力了。”

  “有时候常常想,别折腾了,少了你还怎么样?”接近70岁的阮次山说,“我每天忧心这个,我太太说,轮不到你。可是如果我不忧心,不上这个电视节目的话,还真是整个社会就被误导了。”

  除了采访,阮次山还随时背负着“国民使命感”。他去不同地方采访,会主动联络当地大使馆,看“国家”是否需要向对方传递什么信号。这种使命感有时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个外交官员而不是媒体人。《风云对话》栏目组对外联络记者赵涵说,阮次山曾告诫同事:“外交无小事,虽然我们是电视台,但我们出去代表的是一个国家。”

  2004年,他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,促成鲍威尔公开否认台湾主权,“这次访谈被有关人士定位为一次历史性访谈”。

  阮次山在采访中对鲍威尔提到,台湾过去一直表示,台湾已经是个“独立的国家”,不必再宣布“独立”。鲍威尔回答:“台湾没有一个独立国家所拥有的主权,这是美国坚决奉行的政策。”这段访谈播出后,台湾股市在两天内跌了100多点,市值蒸发了1000多亿新台币。

  “如果我不问这个问题,到现在我们中国也无解,我们拿他没办法。”阮次山说。

  “所以我扮演很多角色,为什么政府对我那么支持那么信任,政府都知道这些。”阮次山说,“我每次访谈都要挖出一点东西,这未必是当局要我做的,当局也从来没有要我这样做过,可是我必须这样做。”

  “新闻从业者有没有我这样动不动就有家国感,使命感的?凤毛麟角,他达不到这种境界。”阮次山自我总结,“我是唯一的。”

  有时,这种忠诚会受到怠慢。2010年去利比亚采访卡扎菲时,阮次山让助手打电话给外交部非洲司负责人,问有没有什么事可以帮忙,对方拒绝了,这让阮次山很生气:“很多外交官素质不够。”

  曾任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、现任外文局局长的周明伟证实,1990年代后期,两岸信息往来受到许多限制,阮次山的信息显得“具有特殊价值”。

  “两岸关系当时在半官方交往中,最高峰是海协会和海基会两个领导人在新加坡会见,他见证了这个时刻。能够实现这个过程,他是有贡献的。”周明伟说。

  “我当时参与涉台事务,对台湾的一些观点常常是通过他的口讲出来的。”周明伟将此称为“阮次山之音”,“他一直在扮演我们不方便扮演的角色,能配合北京的声音,他是一个有特殊作用的人。”

  周明伟认为,阮次山对中国的感情不是与生俱来的。“他和汪老的相互交流,以及汪老个人对他的影响,使他越来越关注中国内部改革开放发生的变化,关注台海关系,同这个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系。”周明伟说,汪道涵希望阮次山发出一个不同的声音,不是大陆的声音,而是“第三者的声音”。

  “当部长指日可待”

  阮次山的父亲是一名从大陆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党工,一直为国民党“歌功颂德”,“可是我从来没有对国民党产生过那种要效忠的感觉”。阮次山说,他常和父亲顶嘴,认为父亲说得不对,“逻辑不对”。

  事实上,他对大陆的好奇在父亲的党化教育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生长。他与大陆官方的甜蜜接触,则发生于他因害怕危险逃到美国时。台湾政治的挤压推动了他对大陆的好感。

  也有这样的时刻,阮次山会想,自己如果“没有这种反动意识”,没有离开台湾,如今过着什么生活。至少起点听起来不错:“当年离开的时候,我是国民党第一个年轻的处级官员。”

  1980年因妻子生病,阮次山中断在美国的学业回到台湾,成为中国广播公司新闻编制组组长,算处级编制,“当部长是指日可待”。

  按他的说法,如果不是怕蒋经国次子蒋孝武手中那把枪,他也许会在台湾一直生活下去。

  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一年后,蒋孝武接任总经理,阮次山看他“很多恶行恶状”,曾在会上“两次得罪他”,让蒋非常不满。

  此后的故事在阮次山嘴里讲来惊心动魄。一位同事告诫他,“你不了解这个太子,他抽屉里有枪的,他火了,干掉你就像干掉一只蚂蚁。”阮次山几天后就“不动声色地”回了美国,他甚至在机场时还提心吊胆,怕被蒋截回。第二年,他将太太、儿子全部接到美国,并申领绿卡,定居洛杉矶。此前,他曾两次故弃拿绿卡的机会。

  如今,阮次山说,自己对台湾人充满好感,但青年时期留下的对台湾政客的恶劣印象从未改观。“这个地方土地是对的,人是对的,政客不对。”

  大学时,阮次山就觉得“整个中国的前途,未来全部不能在台湾”。那时,“看《人民日报》、研究中国问题是要坐牢的”。他说,恐怖气氛让他对大陆更为好奇,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毕业后,他借给《匪情月报》写专栏的机会,看了很多台湾大陆工作会搞来的大陆情报,“我从那里得到很多材料,而且从那里得到反动思想。”

  就算在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两年里,整日接受政府宣传的阮次山也“从来没有说这个地方(大陆)是很烂的,从来没有,这是本性的问题,我在想”。

  阮次山自己也无法找到他对共产党这份好感的原始痕迹。在高雄中学一座礼堂般的图书馆里,阮次山第一次看到胡适日记,以及陈独秀、瞿秋白、张国焘等早期共产党员的书。他不知道这些人是谁,不知道海峡对面的世界。每天中午午休时,他都会去看这些书。他努力思索自己对共产党理念的认识,“不是一个时间被电到,是慢慢被启发的,看多了以后就慢慢地感染了你。”

  去美国后,他读了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看缩印版《人民日报》,“终于发现了我当年要探索的地方”。

  如果说在台湾的经历使他对大陆开始感到好奇,在美国与大陆官员的接触,则成为“忠诚”开始生长的土壤。

  “非我族类,不能”

  在美国办报时,阮次山第一次与中国大陆官方人士建立了联系。

  1981年,洛杉矶《国际日报》老板聘请阮次山做总编辑,他以“报纸要异军突起,一定得有大陆消息”为由说服老板,在这张“右派报纸”上同步转载新华社、中新社的稿件,成为“第一个在美国华人媒体上启用新华社稿件的总编辑”。

  据他说,这让他在大陆媒体和官员看来是可以信赖的,也让他被美国侨社称为“台湾训练出来的左仔”,被台湾政府列为“左派分子”。1987年他的母亲过世,台湾一度扣发他的入境证,不许他回去奔丧。

 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,他在希尔顿酒店为中国代表团举办了第一场正式欢迎会,结识了团长何振梁、女排教练袁伟民等。现场有台湾特工拍照,“我说不必拍了,我主办的”。

  他还为大陆媒体报道团提供实际帮助,主动提供办公地点,甚至连自己家也贡献出来,“在家开第一次会议”。此时,阮次山结识了当时的新华社副社长、后来出任中宣部副部长的曾建辉等一批大陆媒体人、官员。“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们国内有些什么样的官员经过洛杉矶,总要跟我碰碰面,聊聊天。”他说,“我想他们已经把我当成大陆的朋友了,尤其是他们要了解台湾,了解美国,我是他们最大的渠道。”

  1986年,阮次山第一次到大陆,当他行走在“宽广”的长安街上,沿着红色城墙看到天安门,他“兴奋地感慨万千”,感受到一种“归属感”。“终于看见了祖国大地,终于看到了。”

  此时,阮次山已经开始怀有此后他显露出来的政治观念。在纽约主编《国际日报》时,作家刘宾雁的报告文学《第二种忠诚》的男主人公倪育贤前来面试校对一职。倪在书中曾说过一句话:“我爱我的国家,我的国家爱我吗?”当时,面试官阮次山对他说:“国家永远爱你,你要把国家、党和政府分离。国家永远是国家。”

  有学生曾在演讲时质问他是不是在讨好当局。阮次山回答说:“我除了讨好孙女,不讨好任何人。中国在我眼皮底下成长,快速地成长。我到美国之前,那时候中国是什么样一个社会?到了1984年洛杉矶奥运,我们中国人终于在美国社会抬头了。”

  1992年跟江泽民见面时,阮次山曾说:“觉得一般人对国家的概念不够。比如讲,天安门前升旗、奏国歌的时候,路上固然车水马龙,可是没有人听到国歌要肃立。养不教父之过,你没有教他。”

  “江主席听得很仔细。”他说,“后来没多久,三四个月,他就下令国内中小学校,有条件的每天升旗,没条件的一个礼拜一两次。”

  有时候,在对待家人的态度上,他也坚持这种“爱国”情怀。阮次山两个孙子在美国读幼儿园,假期两个孙子来北京时,他会有意给他们做爱国教育。“我问,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?”两个孙子答:“我是中国人。”他很满意。

  他的小儿子和一名美国女孩谈恋爱,交往7年,阮一直不同意两人结婚,原因是“非我族类,不能”。后来妻子多次从中开导,他才回美国主持了婚礼。

  打一场美好的仗

  2005年江泽民卸任全部职务,同一年,汪道涵去世,阮次山与中央高层的直线联系“完全中断”。“他们大概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经常跟我联系了。”

  他猜测:“我现在节目每天都在为他们出言,他只要看我的节目,没必要再私底下联系。”

  他指出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份困境。“你要知道我现在在国内有点尴尬,因为我还被列为境外媒体记者,在我们中央政治局的纪律里,见境外记者要经过常委画圈的。”他说,“跟军方的朋友吃顿饭,我还要报备。跟我见面是很折腾的事。”他说,这还是“文革”时代的思维。

  这让阮次山感到“失落”,“受了伤害”。“我是中国人,我是比你们更爱国的人,我是你们的朋友,闹了半天你还把我当外人。”他说,“我常常指着那些高层的朋友,我说我跟你们讲,对你们来讲你们没有朋友。”

  “所以这一套你希望它什么时候改,我真的希望越快越好,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敢。”这时,阮次山开始少有地抱怨中国改变太慢。

  “我觉得江主席就有这点好处,他根本没有把我当做境外人士,也没有说要申请政治局常委每个人划钩。”他尝试过打破限制。“要一级级上去,经过中宣部、外事办,上去之后都冷掉了,我试过一次后来再也不试了。”

  阮次山很反感“境外人士”这个提法,他认为自己比“境内人士”更忠诚,“被你们认为境内人士的人做得有我这么多吗?”他的抱怨强烈而密集,“我可以变成他智囊团的一分子,但不可能,这个身份他们没办法接受。”

  他情绪变得激动,又很快恢复平静。“我对国家,对整个社会的期望跟我的使命感,不会因为我受不到重视而??我只是有时候有点感觉,表达渠道欠缺。”

  然后,阮次山说,他不会因为“余热”没有发挥而感到遗憾。“如果我有所求,就有遗憾。但我现在没所求,只能你来求我,你有事情要我帮忙。我们念书人总得有自己的一个风骨吧。就跟当年我对江,我没有要求啊,我做得恰如其分,我可以做到的我来做,要看得开。”

  对与现任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触,他表示“不敢奢望”,但言谈中又抱有期待。“这不是操之在我,是操之在他,他愿不愿意是个问题。”

  阮次山说,余热不能再发挥了,他就可以“去见马克思”。《人物》记者问他,如果去面见马克思,聊些什么。阮次山回答:“我觉得我要去跟马克思见面,不如跟毛主席见面,因为马克思是个外国人。我倒是觉得跟毛主席讲一下,如果你地下有灵的话,中国这个国家,地方大,人多,风风雨雨是难免的,可是能不能把我们中国带到一个有风有雨,又有晴天、有希望的一片土地上去,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看不到这个晴天。如果见到老毛,我就跟他讲,你的‘文革’摧毁了中国大部分江山的人的文化,你能不能在地下有知,把这个文化复兴起来,中国现在缺的不是物质,而是文明,这个文明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后能不能生存的依赖。”

  “离我向老毛报到的时间还没有到,可是我总觉得过去这半生我自己打了一场美好的仗。”他接下来解释,“在基督教的圣经里面,常常对一个人追悼死亡的时候说,这一场仗他已经打完了,打了一场美好的仗。”

  在谈论党和政治时,天主教徒阮次山用了一个宗教典故。但他紧接着说,他“不可能信仰共产党”。

  “两回事,我们了解共产党,欣赏共产党,最后了解共产主义,跟你要信仰它不一样,只能对宗教有信仰,我们不能把政治的理念当做一种信仰。”他说。

  这时候,第二次采访已经进行了超过7个小时,阮次山体力几乎耗尽,他从沙发上坐起已颇为吃力,需要用手握住扶手,胳膊用力支撑。他的背有些佝偻,走路步调缓慢,情绪也随着话题而低回,语气虚弱而伤感。

  这让人相信他表述中的那部分真诚的东西—他一边试图将国家与政党、政府进行切割,一边真诚地将自己对国家的忠诚寄托在党的高层领导的身上。他的第三种忠诚暂时遇到了困境。

  (实习生余佳薇、李天波对此文亦有贡献)

  人物问阮次山

  谈胡锡进,谈薄熙来

  人物PORTRAIT = P

  阮次山 = R

  P:为什么反感《环球时报》?

  R:我认为他们只是打这个招牌,然后钻空档来卖报,我不认为我们的对外宣传、对内宣传有那么高明的布局,如果有那么高明,我们对国内外的宣传不会那么被动,我们幕后的操盘手没那么高明。我不相信它是被故意开放的,不信你让它评论很多敏感问题,它还是不敢发表。

  P:它的总编辑胡锡进,你了解或交往过吗?

  R:有几面之缘,他基本还是一个党的工作人员,有时候他也说,我们也自负盈亏,我们也卖报。我说你卖报,你卖不卖国家呢?他就打哈哈。所以我有时候说他们添乱,我认为它在制造民众跟日本之间的立场时过于偏激。如果你代表国家,我们一个大国不应有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媒体;不代表国家,你代表个人又享用国家特权。

  P:你怎么评价重庆的大搞唱红歌?

  R:我跟薄熙来很熟。他问过我红歌好不好继续唱下去,我说运动不能再推,但红歌不能停,停的话人家说你是风派了。我说你不要再找尼姑和尚去唱红歌,那是做过头了。哎呀,他说都是底下人胡整,我还批评他们。

  我办公室有一个人造水晶球,就是他送我的。人家现在问我,你还摆,我说摆有什么关系,朋友就是朋友,朋友有什么问题是他的事情,我跟这不沾边。如果现在能够探监,我愿意去探他,人家有难了,我不愿意落井下石。

  P:他对你是非常信任的。

  R:非常信任。可我绝不收受他的任何钱。他有一次跟我讲,阮次山我知道你不是很有钱,给你设个名目给一点补贴,我说不要,我说书记我不是很有钱,可我也不缺钱。

  P:你跟中国官员尤其高层官员打交道的原则是什么?

  R:机密的东西我不看。我到薄熙来那里,薄熙来安排王立军接待我,他给我一本册子,里面讲文强的案情。我一看这个是机密,他说没关系,你如果怕的话,叫他们拍照,我送给你阮先生,就算我送给你的。那本材料血淋淋的,看着很不舒服。抓文强有很多证据,拍照了,其中有一个人头皮连在一起的,后来我拿回来看了一眼不敢看了,转手送给那个谁了。这个就是我的习惯,我不看。

news.sohu.com true 人物 http://news.sohu.com/20140322/n397037257.shtml report 9255 阮次山第三种“忠诚”1992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与江泽民的会面是阮次山不断回到的一个原点,那是他的“忠诚”曾受到的最大认可。文|刘君萍编辑|张伟张悦摄影|周裕隆化妆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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